中国科学院VS中国社科院：两大旅游研究重镇的对轰与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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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橙旅游】40年旅游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其独特的作用和研究机构较深影响着旅游学界、业界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中科院地理所的旅游研究室（全称“旅游与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室”）与社科院财贸所的旅游研究中心，分别凭借40年、20年的成长，讲述一个行业的起承转合。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辉煌的过去，值得铭记；缠绕的未来，等待书写。

代际传承：星火何以燎原

中科院地理所发力旅游研究，早在1978年就有了端倪。其时，吴传钧院士已经涉足旅游地理研究，但是在万象更新的时代氛围中，地理所需要“物色”一个更专注的研究者去把盘子做大。

地理所所长黄秉维、经地室主任吴传钧等一合计，认为所里的“小郭”是最合适的人选，“脑瓜活，能说会道，文笔也好”。这个“小郭”就是已经44岁的郭来喜。

中科院地理所的旅游研究就算起步了，郭来喜又找了杨冠雄、宋力夫、于福顺等人，组建了旅游地理学科组。郭来喜、杨冠雄、宋力夫成了早期中科院旅游研究的“三驾马车”。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不知道怎么搞，也不知道怎么发力。郭来喜后来回忆，几个人就先读读书，找找历史渊源，再看看国外的研究情况，搭着院士们的“便车”跟着一起做做田野调查。

真正让这支研究力量打开局面的，是“三个一”——一篇文章、一个课题、一个活动。

一篇文章——《开发我国旅游资源，发展旅游地理研究》。吴传钧写了个开头，让郭来喜继续写下去，最终成文1万多字，第一次对我国的旅游地理研究提出了系统学理性的构建设想。1979年9月，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这篇文章被大会选为会议代表的参阅论文。当然，“三驾马车”其后也写出了其他一些代表作如《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旅游事业的几个战略问题》、《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十个矛盾及其解决途径的探讨》、《我国发展旅游事业的若干问题》等以及那本《旅游地理文集》。

一个课题——“华北海滨风景区昌黎段开发研究”。这是由郭来喜、杨冠雄、宋力夫等人在1984年完成的，也是我国第一个旅游规划课题，至今还有很多可取之处，基本上也为此后的旅游规划“打了个样”。这一波老先生们后来在“黄金海岸”旅游开发中树立一派风格，也与此课题息息相关。

一个活动——80年代初开启了中美日四次长城考察的组织工作，在强调保护的同时也提出了合理利用路径，并将旅游开发作为重要方向，既获得了国外相关文化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也组织了国内的系列大咖云集的论坛，在社会上引起极强的反响，是早期中科院开展国际合作的经典之作，也算是早期“文旅融合”的样板。

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科院地理所的旅游研究进入了比较艰难的时候，几位老先生渐渐淡出，后续研究力量又没有起来。倒是陈田、牛亚菲极力支撑，延续了一脉血统。特别是城市地理出身的陈田尽力把旅游研究队伍拢了拢，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也办了个较有名气的生态旅游杂志。90年代，中科院旅游研究倒是培养了不少日后声名日隆的学生，如范业正、唐顺铁、郭英之、刘锋、陶伟、王云才等一批旅游博士，包括做博士后的陆林等人。

在中科院旅游研究陷入困难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创建并逐渐强势崛起。早期是在张广瑞主持下创建的，主要靠自收自支，有社科院财贸所旅游与服务研究室的底子，当然也与新疆一个大财团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后来脱钩之后，刘德谦也加入进来。

张广瑞70年代初就涉足旅行社业，做过外语导游。1981年进入社科院财贸所专门从事旅游研究。不久就去英国萨里大学学习，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旅游留学生，其在饭店业、出入境旅游方面的研究成名很早。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在发展中也逐渐形成了的“三驾马车”——张广瑞、刘德谦、李明德。张广瑞主要负责国际交流，刘德谦主要负责《旅游绿皮书》，李明德主要旅游规划。

筚路蓝缕之下，几位创始人荣辱与共，一鼓作气，很快还清了早期因一些原因欠下的“旧账”。终于，在社科院体系内建立了更强大的旅游研究正规军，也建立了包括科研院所、相关高校、管理部门、旅游业界在内的特约研究员制度。

进入新世纪，中科院旅游研究力量恢复了元气。陈田先生一个功绩就是，主导成立了“旅游与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室”（即以上简称所指“旅游研究室”），才让旅游研究队伍有了成建制的“根据地”，终于形成了刘家明、钟林生、席建超“三大台柱子”，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如是。

事实上，一个学科的代际传承，有时候是骨肉相连的。当年，旅游学开山祖师爷之一、北大陈传康先生曾指导刘家明、崔凤军、杨新军三名博士生。90年代后期，陈先生猝然离世，郭来喜担任北大兼职外聘教授，与王恩涌先生一起接手指导那三名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他们也跟地理所的同批的博士生们，一起参与了多个国内知名目的地的旅游规划和研究项目。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的陈年八卦，并不在此文的讨论范围内。一段白衣飘飘的时光，是青春最好的注解。

对于社科院而言，作为张广瑞得意门生的宋瑞迅速成长起来，在几位老先生共同的悉心培养下，宋瑞也越来越具有担当大梁的格局和研究视野。新世纪以来，旅游研究中心也搭建了宋瑞、金准、吴金梅等组成的新班子。

当然，社科院体系里还有一支重要的旅游研究力量——就是戴学锋领衔的旅游与休闲研究室，戴氏的产业实践研究功力深厚，有情致、有情怀、有格局，人也洒脱，有“戴逍遥”之称。

不负光阴不负旅，老先生们这一棒传给了下一代。

拳头产品:旅游规划VS《旅游绿皮书》

中科院地理所的旅游规划，对旅游业界产生极大影响，实现了观念更新，提供了实践模型。仅郭来喜先生，就做过5个省级旅游规划、8个市级旅游总体规划及详细规划……

那一波风起云涌的光辉岁月，中科院地理所的旅游规划挺立潮头，颇有点四方来贺、舍我其谁的架势。业界一度戏言，老先生们把省级都做得差不多了，不调规的情况下，徒子徒孙们的规划路线只能“下沉”。

即使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科院旅游研究人才有点青黄不接的时候，陈田的《福建东山县旅游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也是县域旅游规划的代表作。

可以说，中科院地理所的旅游规划引领了一个时代。后来才有了大地、巅峰、绿维、大衍致用、景域、博雅方略、来也等更专业化的一线旅游规划公司，它们也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中成为“佼佼者”。

面对更多劲敌的出现，中科院地理所后来也成立了旅游地理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刘家明、宁志中、齐晓波等皆有成名作，地方上对中科院系旅游规划评价最高频的词汇就是——“扎实”。

尤值一提的是，由地理所地貌学研究室转到旅游研究的尹泽生先生有着相关的突出贡献。他主持起草的全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等标准对旅游规划的科学化、体系化、专业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成立初期，也涉足旅游规划，但远不是它的强项。真正让优势凸显出来的是其宏观产业政策、国际视野、微观产业经济分析等。特别是其着力打造的《旅游绿皮书》成为其标志性招牌，也让它声名大噪，取得了与中科院旅游研究室“扳手腕”的资格。

原本《旅游绿皮书》设想是四个主编，后来出版社嫌联名太多，就确立了三个主编——张广瑞、刘德谦、魏小安，以及其他几位参与者。早期形式就是总报告、三大市场分报告等。一伙老人干得热血沸腾，反复碰撞讨论，具体工作由刘德谦负责。

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没有私心，也没有杂念。对于刘德谦而言，人生上半场做出了《旅游学刊》，下半场做出了《旅游绿皮书》。一切都刚刚好。

再后来，宋瑞为皮书做了大量工作，其他几位老先生们都很喜欢她的好学、聪慧和认真。可以说，旅游研究中心的人才梯队建设做得还是比较到位。魏小安、张吉林、戴学锋在《旅游绿皮书》发展壮大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力越来越大后，旅游研究中心又做起了《休闲绿皮书》。

如今《旅游绿皮书》已经出版了17本，《休闲绿皮书》也已出版6本，现在依然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被业界公认为中国旅游和休闲研究领域的重要读物，也先后多次获得优秀皮书奖。

继往开来：一个等待书写的时代

保继刚先生将现代旅游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9是理想主义阶段；第二阶段，1990—1998是现实主义阶段；第三阶段，1999至今是理想主义回归并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阶段。

保继刚认为，第三阶段重新显示出对建构理论的重视，跨学科研究增多，国际交流增多，学科获得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增强。此言不虚。中科院旅游研究室与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正经历这一阶段。

当前，刘家明在旅游度假区、城市游憩空间等方面的的研究极见功力，奠定了一些理论基础，也开创了该领域的新境界。以旅游度假区为例，刘家明进行了系统持续研究，在旅游度假区的内涵、功能与结构、选址与开发策略、开发模式、发展演化规律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为后来大量的旅游度假区规划设计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更关键的是，刘家明团队还将这套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多个旅游度假区的研究与规划实践中，获得了市场认可。

早年一直专注城市地理研究的刘家明，在旅游的理路下，扎实地构建起城市游憩空间体系研究，聚焦城市旅游中的游憩空间构成、产业集群、休闲商业区、城市绿带等不同的城市旅游系统，关注其空间演化规律、驱动因素和机等等。

钟林生在生态旅游、国家公园等领域都有学界不能忽视的“硬货”。多位学人都承认，钟氏在生态旅游方面是最舍得下笨功夫的研究者，理论构建上会有大气象。一本《生态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直到现在还有极高的指导价值和前瞻性。沉潜的钟氏在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的战略思考正引起业界越来越大的关注。

席建超则对于旅游地城镇化、国土游憩空间优化等方面着力深耕。在揭示旅游地城镇化的基本规律方面，席氏提出不少极具价值的判断。例如，以旅游区为中心，旅游城镇化过程呈现核心—边缘扩展减弱态势，核心旅游村落土地利用则向旅游小镇演化；核心旅游村落和临近传统村落呈现“空心村”和“实心村”差异，并造成“生存型”和“发展型”生计模式分化；区位条件作为主导因素，决定旅游聚落发展模式分化，内部旅游业态布局演化、人口分布等等。其中，《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一篇极见扎实的研究和调查水准。

在国土游憩空间优化理论方面，席建超创新和实践作用不容低估。他建构与目前国土空间格局相协调的国土游憩空间理论模型，形成了一些对现阶段区域旅游研究发展导向的基本判断。相关结论也应用于国家“十三五”旅游发展战略规划“空间战略规划”和“长江国际黄金经济带”规划编制中。而且对于当前大热的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和评价标准，江湖传言，席氏和戴学锋分别代表中科院和社科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于全域旅游的产业组织形态、空间要素建构等问题的认识大概也在逐渐影响着政策。

之于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而言，宋瑞的研究水准已支撑起门户，其个人研究实力也颇有当年文化场域的“陕军东征”的势头。宋瑞有着极好的国际视野，在产经脉络里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分析也颇见功力。

根据近几年的研究方向以及当下发展形势，宋瑞领衔的团队应该会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全球化旅游发展趋势及中国旅游发展战略，国民休闲与美好生活等方面进一步着力铺排。

40年来女性旅游研究者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群体。伴随着牛亚菲、韩玉灵、彭青等退休，宋瑞、谷慧敏、徐红罡、徐虹、郭英之、余青、孙九霞、陶伟、张瑛、李燕琴等成为一线阵容，而唐晓云、沈涵、吴丽云、蒋依依、朱鹤等新势力也在强势崛起。

宋瑞正作为一个代表，隐喻着女性旅游研究者“群像”的成长和成熟。如今，宋瑞担任了《旅游绿皮书》、《休闲绿皮书》主编，主持完成诸多课题研究，也发表了一些引起关注的学术成果。

此后的路，对于宋瑞而言，担子不轻，责任重大。老先生们期许的眼光，是厚望，也是压力。

2019年，是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在风云激荡的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其经历了一半的岁月，而中科院旅游研究室则见证了全程。

“如果提前知道你要面对的人生，是否还有勇气前来”，这个假设让人心颤，但禁不起推敲。

未来，会更好吗？不知道，但是未知的东西总是那么蛊惑人们勇敢前行，对于两家旅游学术研究重镇亦如是。